编者注
本文摘自《有机慢生活》杂志·2020年第12期23-26页，为温铁军老师在有机30年大会上的主题发言整理稿。
中国的有机运动，从开始到现在，已经30年（截止2019年）。有机运动随着国家强调生态文明作为一个伟大战略，来体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时把乡村振兴作为承载生态文明转型的重要基础，又强调了农业要朝向绿色生产方式来发展，把农业供给侧改革的目标确定为绿色生产方式。
国家也开始推动化肥农药的减量，要求农业尽可能地使用有机肥。改造的过程现已蔚然成风，我们现在开有机大会适逢其时。在国家推出重大转型的同时，践行着我们为贯彻重大转型而做出的努力。以下是我今天想分享的几个观点。
第一个观点：农业的改变是怎么来的？有机农业30年的坚持，不容易
01农业过量化学化，如何形成？
20世纪80年代，当我们开始提出要做有机农业时，大家对有机农业的认识很薄弱。国家补贴很大程度上也是在补贴农民使用化肥。那个年代，农业化学化进程才刚刚开始。在这种情况下，国内有机农业的从业者们所做出的努力，是可贵的，但又很弱小。
另一面来看，正是因为当时化肥、农药等化学化的农业生产方式还在国家鼓励之中，就说明那时大部分的农业生产基本上还是传统为主，原来的传统方式就是有机生产方式。
从这个角度来说，事情都是多面的，既要看到当年开始推进有机农业的力量不足，又要看到当时大多数农业还没有转向化学农业。也就是说，在20世纪80年代，总趋势或者说总体的农业生产方式，基本上维持了原来传统的有机种植的方式。
什么时候发生重大改变的？是九十年代以后。这30年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
那么，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农业是怎么一步步走到今天的？
首先，应该了解一个很重要的事实：
1994年前后，有一个叫莱斯特•布朗的美国人，在他写的一本书中提出了一个耸人听闻的观点，叫“谁来养活中国”？在座有点岁数的人，都还记得他当年提出这个观点时，我国当时正处在加快纳入市场化、全球化的过程中。
（补充）：
莱斯特•布朗，著名世界级学者，曾任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被《华盛顿邮报》誉为“世界上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之一”，现任地球政策研究所所长，其自1984年创刊并发行至今的《世界现状》年度报告，则被誉为全球环保运动的《圣经》。莱斯特•布朗编写或参与编写了50本著作，是当今世界出版物发行最广泛的作者之一，作品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出版。早期作品包括《人类、土地与粮食》、《没有国界的世界》以及《建立一个可持续的社会》等。其1995年出版的报告《谁来养活中国》使其一度被认为是“中国威胁论”的代言人，引发了中国国内巨大的争议。2001年，他的另一本书《生态经济》，又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提出质疑。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内的学者开始注意到，布朗在报告中提出的关于中国水资源短缺、农田减少、环境恶化、人口膨胀等问题变得越来越现实。正因为如此，布朗的报告和他本人开始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2004年，布朗登上了由中国国家环保总局主办的“科学发展观世界环境名人报告会”的讲坛，标志着中国官方最终对布朗的认可。2005年3月，中国科学院聘用这位“总给中国挑刺”的美国学者为名誉教授。
按照农业发展的一般规律，一个国家粮食增产的持续时间越长，出现拐点的几率就越大。但是，在经历了多年连续增产之后，中国粮食发展始终高位运行、后劲十足。回顾世界粮食发展的历史，排名前6位的主要产粮国中，只有美国在1975年至1979年、印度在1966年至1970年实现过五连增。而中国在2004年至2015年实现了十二连增的奇迹，此后连续稳定在1.2万亿斤的高位上。
想要加快农业的市场化，当然就需要调整种植结构，就要种经济作物，比如蔬菜、果品等等，或是挖鱼塘养水产等等，才能提高农业的所谓产出价值量。也就是要让农民在农业上增收。
在这个阶段，出现了一个说法，一方面我们要加快工业化，加快城市化；另外一方面，我们又要调整农业结构，粮食产量会减少。那么，确实，谁来养活中国呢？
当然，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工业化加快进程，大量征用土地、工业化、城市化，大城市郊区土地产出率比较高的好地被占用，影响了农业产出。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来弥补农业产出下降呢？
20世纪90年代，我在农业部工作，大概在三五年的时间里，人们发现土地的化肥使用量、农药使用量等等，都显著增加。这就带来另一个问题——成本上升。于是，要求给农业增加补贴等等这些办法，也就应运而生。
因此，从90年代中期开始，五六年左右的时间，农业变得不再是简单的农业问题，它开始牵扯到工商业部门、外贸部门，乃至税收、财政、流通、金融等等越来越多的部门，变成一个非常错综复杂的利益结构。
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经济形势不是很好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资本力量下乡，占有农业资源，尤其是以土地为主的农业资源。占有到一定量时，一方面要使用机械，另一方面也就不太可能施用有机肥，因为施用有机肥比使用化肥的用工量要大得多。于是，出现资本深化的农业开始排斥劳动，也就是农业开始化学化。
然而农业化学化危害显而易见的：
比如我们熟知的五大化学杀手，通过在污染的土壤、牧场、草原、养殖场、水源等产地环境下，依赖投入农药、化肥、饲料添加剂、抗生素等化学农业的生产方式，潜伏到人类食物链中。生物杀手，通过依赖投入含残毒饲料（具有农药残留、兽药残留、有害化学物质残留的饲料。）、化学饲料添加剂、化学兽药、抗生素、激素等化学品的禽畜养殖和水产品养殖方式，导致禽畜动物和水生动物体内产生多种抗药性蛋白（坚持抗性蛋白）潜伏到肉、蛋、奶、鱼、虾、蟹等食物链条中。现代养殖方式会导致肉、蛋、奶中潜伏抗性蛋白，是因为在养殖禽畜动物时长期使用残毒饲料、化学饲料添加剂、化学兽药、抗生素、激素等化学品，必然引起禽畜动物体内的免疫突变，产生抗药性蛋白。
目前，这些抗药性蛋白并没被人类所重视，但它们却是危害人类生命的有力杀手。
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至今，农业产业化到现在为止，已推进20多年。这20多年，同时也是一个加大资本深化、加大农业化学化的过程。所以，这第一个变化，其实不是简单地“就农业谈农业”所能说清楚的。
1995年，我写过一个内部政策建议，提出农业不是农业问题，不要简单地就农业谈农业，因为农业现在已经涉及各种各样的宏观经济部门。这个结论其实也不是我一个人得出的。当时，我们的团队继承了80年代调查研究的传统，90年代再次强调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当我们在农业各省做调查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后来，之所以把它强调为“三农问题”，很大程度是当年通过调查研究提出农业的问题，这不是简单地就农业谈农业所能解决的。
简单归纳下，资本化、产业化这样的农业转变生产方式，朝着体现农业的现代性的政策导向带动的一系列变化，派生出今天大家都很关注的“农业化学化程度太高”的问题，某种程度上甚至是过量的化学化。这是一个很复杂的演变过程，不要简单地说这是哪一个部分造成的，或哪一个部门造成的。要看到它和国际国内的形势和国内的产业政策、调整等都有相关性。
02推进有机农业，适逢其时
第二个观点：我们不要简单地看有机农业，要把有机农业的发展放在国家重大战略转变的过程中来看，把它当成国家推进生态文明战略转型，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
首先，大家应该看到，自从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以来，无论是总书记还是总理，都已经明确批评了以往的农业发展方式。最直接的批评，就是总书记讲的，以往我们叫做粗放的数量型增长，今后要转向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李克强总理也批评说，农业是结构性矛盾最突出的领域，这是消极的一面。
我们既要看到消极的一面，也要讲积极的一面。积极的一面，除了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要改变成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除此之外，更为重要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强调乡村振兴时，特意提出乡村振兴要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什么是正确的政治方向？这些是大家平日里耳熟能详的话：抓好基层党建、要把“党建强村、党建富民”理念根植乡村建设，把广大农村基层党员和领导干部的思想、行动、力量和智慧凝聚起来，齐心协力投身乡村振兴等等。
在过去，如果想在村里从事有机种植，如果周围的人不配合，人家都打农药，只有你从事有机种植，那别人地里虫子都跑到你这，把你地里的吃光，你是一点儿办法没有。
现在，要求整个山水田林湖草综合系统开发，就必须全面的进入绿色生产方式，那整体环境就会发生重大的生态化转变。以此来看，森林草原局、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等多个部门，都应该配合为山水田林湖草综合系统开发而努力服务。
所以，我们有机人不再是孤军奋战了！
大家今天把有机产业和重大的国家战略结合在一起看，意味着我们今天有了更充分的理由，更大的支持。这个支持需要多部门配合。从这个角度说，我们的宏观战略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重大的历史机遇期。这才是中国有机30年大会上，大家应该看到的最大积极面。
过去，我们大家聚在一起都有很多抱怨，同时也有很多困难我们克服不了。现在大环境改善了，如果真的有不配合的，一定是背后有某种利益在作祟，他一定是代表了某个利益集团。
一旦发现不配合的，我们都不用调查，直接向上级的纪律检查部门举报。中央对任何举报，包括匿名举报都是认真查处的。对于不配合的部门和官员，因为你政治上没有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教育内容，没有按照中央的战略转变去执行应该执行的政策，那你就是有政治问题的，没有坚持乡村振兴的正确政治方向。
总之，通过提高我们的思想认识就能带动社会，不要以为这仅仅只是思想认识的提高，有机农业本来就是教育，本来就是文化，本来就是社会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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