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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机农业的历史基础、发展现状与未来(二)

  2022-05-26 阅读:159

中国传统农业的实践 


中国以农立国,其五千年的历史文明之根本为中国的农耕文明。农业强盛不仅是解决民生的重要手段,也是国家和平稳定的基础。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农耕文明不仅从未摒弃,而且在不断发展进步并且总结了“三才”观、农时观、循环观等重要思想[1],尤其是崇尚“天地人和谐统一”、东方系统哲学与传统农业实践相融合[2]的“三才”观深入人心。“三才”观的经典性表述 ,始见于战国时期成书的《吕氏春秋·审时》:“夫稼 ,为之者人也 ,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它指出了农业生产中天、地、人、稼之间的统一关系[3],简明而又科学的指出农业生态系统的三要素即生物有机体(稼)、生物有机体赖以生存的环境条件和人的社会劳动[2],三要素之间的平衡关系是维持农业生态系统的平衡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三才”观的农学思想是中华民族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正因我国传统农业“三才”思想深入人心,才能维持几千年的地力、资源于不衰,才能以不足世界7%的地力,养活世界人口的22%。中国传统农业思想具有历史传承性和借鉴性,为我国乃至全世界探索农业可持续发展道路和现代农业均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4]。同时中国传统农学思想为我国历代统治者治国理政、农民生产技术应用和我国农耕文化的发展指出了明确的方向。


古代的农业政策

农业在人类文明史上所发挥的作用不可磨灭,可以说人类世界文明的进程是以农业的发展作为基础的。而在人类文明史的文明源流中,尼罗河、两河流域、恒河流域的文明先后衰落中断,独中华文明流长源远,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我们的生存空间中,农业生产发达,农业技术长期居于世界前列,粮食生产一直能够从内部维持各个朝代的需要,而不需要从外部掠夺或依靠外部供给。


中国以农立国,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其根本乃是农业文明,中国历代王朝的存亡与繁荣,亦或是建立与稳定无不是在农业稳定发展的基础上。而对农业的重视,则可以根据农业的具体行动和政策体现。为了显示亲农重农姿态,天子要亲自“耕帝籍田”,后宫妃子也要从事力所能力的农事活动,“后妃亲蚕 ”。皇帝亲自处理农政,并把其作为朝政的重要部分,在农事要紧季节更是亲自过问农业管理具体事宜,例如,孟春之月,皇帝要命令掌管历法的官员做好敬授民时的工作。各级地方官吏更是把农业管理作为理政的关键任务。他们一方面要代皇帝履行土地管理职能,保证农作物耕种面积稳定;另一方面他们还要替代皇帝征收赋税,主要是农业税;最后他们还要稳定农业人口数量,劝民耕桑。


除此之外,中国历代王朝以“民本思想”为指导,不断根据生产力和国情实际,调整农业政策,包括土地政策、粮食政策等。土地政策的根本在于稳定农业生产,根据不同的国情维护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土地政策保证农民拥有一定数量的土地,满足国家赋税和兵役、杂徭的需要。粮食生产是古代社会经济的核心,在遇到自然灾害,粮食生产受到影响时, 政府采取的赈济、借贷、调粟和抚恤等措施,无疑是为了保持社会的稳定,保护农业生产力,使农民度过难关,粮食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在使农业的一线生机保住之时,粮食生产间接得到保证。


农业生产是一种自然生物性和文化社会性相结合的过程,是种子、土壤、气候与人的劳动相互作用的产物。中国古代的农业生产活动历史悠久,从品种到土地开垦,从生产工具到耕作技术,从农学理论到收储实践,形成了灿烂的农作文化,影响并指导着历朝历代的农业生产活动。因此,要了解中国传统农业的精华,还必须对中国传统农业的生产实践进行探究。


古代的农业文化

华夏文明是典型的农耕文明。农业耕作从古至今都在中国的历史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中国最早关于农业的历史可追溯到“神农氏教民稼穑”。原始农业肇始于华北的黄土高原,约8000年前开始由华北山地转向平原地区发展,黄淮海地区逐渐成为我国传统农耕文明的发源地[1]。西汉以铁制农具与牛耕为主要特色的精耕细作农作模式奠基后,中国进入了近2000年的的传统农业时期[2]。在这一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传统农业不仅融入节庆、喜筵、庙会、禁忌、俗语、儿歌等社会习俗与活动,更是将农业耕作与自然季节的循环相结合,创造了对农事耕作极具指导意义的农业气候历——“二十四节气”[3]。民间也有诸如“瑞雪兆丰年”、“春雨贵如油”等诸多农事相关的谚语流传至今。


农事生产过程受气候影响极大。在科技并不发达的古代中国,人们将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融入自己丰富的想象之中,产生了各种或美好或可怖的神灵传说。人对自然充满敬畏,将对丰年的期盼寄托于神灵的恩惠,渐渐形成了祭祀仪式。稷、先农与灵星,是中国古代三种重要的农神祭祀[4]。《后汉书•明帝纪》一书中记载:每年开始耕种之前举行的祭祀上,皇帝先将准备好的牲畜祭献给神灵,然后亲自拿起农耕用具带头耕种。意在求得神灵庇佑,风调雨顺,也是上行下校,激励人民勤于耕作。


古代农耕器具不发达,农业劳作极辛苦,若遇上自然灾害,还要面临饥荒饿死的生命威胁。粮食的的来之不易让人们愈发珍而重之。中国的小学人教课本中就有《悯农》等描写农耕辛苦、粮食来之不易的唐诗,告诫人们珍惜农民们的劳动成果。


中国千百年间传承下的传统农业,实际上就是有机农业。二战后,化肥农药和农机具逐渐进入农业应用,农事活动实现了劳动力的解放,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高产。四千年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们感受到了工业巨兽的力量,仿佛找到了点亮黑夜的火把,高喊着“人定胜天”的口号想要征服自然,从前种种对自然庄重的敬畏不复存在。恩格斯在著作中曾言及人与生态时提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5]。在农药大量、过量使用带来粮食增收的同时,诸如生态平衡被破坏的弊端也逐渐显现。1962年《寂静的春天》出版,书中对DDT等化学农药对环境的无情伤害的揭露,犹如旷野中的一声呐喊,唤醒了人们尚未觉醒的生态保护意识。《寂静的春天》发表后的三四十年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赢得了世界范围内的广泛认可[6]。中国农业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不该是农耕制度的单纯复古,还要结合中国国情和已有的科学技术。


古代的农业技术(高永)


1.肥料

土壤-肥料-植物三者之间的平衡是农业生产健康发展的基础。土壤是植物生长,肥料作用的载体基质。肥料为植物生长提供营养元素,使土壤肥力提高,


春秋战国时期肥料的作用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就已深刻认识,在实践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肥料类型,据清代《肥料史记》相关记载:我国古代肥料可分为11大类,即粪肥、土肥、灰肥、绿肥、泥肥、饼肥、渣肥、熏肥、骨肥、秸肥、杂肥。其中粪肥多是古代畜禽类粪便,主要包括牛、羊、马、驴、鸡、鸭、鹅等,可做基肥,亦可做追肥,是古代农业生产中肥料的主要来源。土肥,顾名思义,主要是指旧墙,尘土,灶土等。氮磷钾含量较高,肥效持续时间长,故主要作为植物底肥施用。灰肥主要是指将杂草等有机废弃物燃烧后形成的草木灰,以及灶灰,糠秕灰等,引起富含钾、钙、磷等元素,常被用作速效追肥。绿肥在西汉时,农夫们有意识的让杂草丛生,春耕时翻耕作为肥源,西晋时期,我国开始种植绿肥(大豆、胡麻、绿豆、苕草等),南北朝则开始大规模轮作种植。泥肥主要是指塘泥,沟泥,湖泥,河泥等,养分全面,宜作基肥。


饼肥是将渣饼杵碎和熏土搅拌,堆体发酵,美编之后翻堆,重复3~4次即可。渣肥主要来源于豆渣,糖渣,酒渣,油渣等,有机质丰富,可做基肥,。熏肥的制作是将动物粪便直接火烧,促进其氧化,腐熟,能大大提高肥效。骨肥的原料多是畜禽骨,鸟兽骨,鱼骨等,养分含量高,可适量作为基肥,不宜过多。秸肥指各种农作物秸秆自行腐烂,可增加土壤肥力,疏松土壤结构。即秸秆还田。杂肥指各种有机废弃物经过沤制作为基肥或追肥适用于土壤,营养元素含量较高,肥效显著且持久。[1-6]


2.二十四节气

3.间种套作

4.古代人对微生物的应用      


微生物在整个生态系统里扮演着分解者的角色,是有机农业达到循环的重要成分,随着现代分子生物学的革新与发展,国际社会的研究热点越来越集中到微生物上,而作为具有五千年传统农耕文明的古国,我国劳动人民在认识和利用微生物方面历史源远流长,创造了巨大的成就,散发着中国人民聪明才智的光辉。这些智慧多集中在食品方面,例如在酿酒方面,《周礼》中提及“三酒五齐”,详细记述了酒名和酿酒过程,这充分表明,早在三千年前,对曲蘖酿酒的观察已经很周到,对曲中微生物的生长发育规律已经有一定认识;在酿醋和制酱方面,同书中分别有“醯人”的记载,“醯”是当时的醋,“膳夫掌王之食饮膳羞,……酱用百有二十瓮”一语说明至少在两千五百年前,我国就知道制醋和制酱了。这些技术在《齐民要术》中也被证实,贾思勰把醋酸的形成和醋酸菌形成的膜(衣)联系起来,并且意识到了 “衣”是有生命的物质。此外还把制酱用的以麦粒制成的曲(黄衣)、面粉制成的曲(黄蒸)和发芽的谷物(蘖)放在一起列作一章来论述,表明当时已经意识到这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至于面食制作,有学者指出,西周时期的“酏食”就是一种酵面食品,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面以糟发胀者,能发病发症”。两宋之间,“酵面发面法”的出现,为类似现代的馒头面团发酵技术奠定了基础。缩短成几句话,主要说古代人很早就会利用微生物。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就已经开始利用微生物来提高地力了。在春季将杂草铲除,利用夏季高温多雨的气候环境,沤烂成肥。西汉时期,人们有意让杂草从生,春耕时翻耕作肥。《齐民要术》在卷首“杂说”中载有“踏粪法,这是有关积制堆肥的最早记载。此外,古人通过种植豆科植物来提高土壤肥力,这一举措是培养增殖微生物过程。豆科植物根部的根瘤菌,有固定大气中氮素的能力,前汉后期(公元前一世纪)的《汜胜之书》,公元三世纪末西晋郭义恭著的《广志》,到公元六世纪北魏的《齐民要术》均有相关记载。近期瑞典有机农业研究所也验证了豆科作物轮作能增强土壤肥力这一论断。长期以来,我国农民就知道把多年种过豆科植物的土壤移到新种植豆类的田里去,以保证新种植豆类的良好生长。人们称这种方法叫“客土法”。现在看来,这实际上是接种微生物根瘤菌。[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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